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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科研水平向国际看齐，盖大楼、引进先进仪器的边际效用正变得越来越小；与此同时，高素质的人才在创新能力建设上的效益日益凸显，而要吸引、留住人才，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投入来保障相应的收入和待遇

　　不久前，科技部部长万钢对科研经费腐败问题公开表示“愤怒”，使这一学术圈内的话题引起了全社会关注。尤其是在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科研经费分配和管理机制来更好地服务科学研究，既是改革的一部分，又涉及真金白银的现实利益，极为敏感。

　　一石激起千重浪，在大部分舆论指向科学家不端行为时，学术圈内部有一种声音认为，科学家做“贼”，某种程度上是现有科研经费使用制度“逼”的——由于一般规定劳务费占课题费的比例很低，经费少的项目可占15%，经费多的则不超过10%，课题组不得不想方设法额外抠出用于发放“科研用工”的薪酬福利。

　　无论什么理由，科研经费不端使用行为都不可容忍。但违规案例的增多，以及科学家为申请项目经费大量挤占科研时间的现象，显露出科研经费在分配机制和使用管理上可能需要结构性的调整，特别是劳务费占比需要更具针对性的变化。

　　从科研经费分配看，主要还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起主要作用，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教育部等是经费的主要来源。管控者的角色决定了政府会把监管的重点放在使用是否合理上，管住每一分钱，限定劳务费红线就是例证。但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政府其实又是投资人，把科研经费投出去，最终需要获得相应的回报，否则就是投资失败。从投资者角度看，科研经费的使用还需要考虑“市场”的变化——随着企业技术创新要素的集聚，人力成本的支出比例不断走高，华为等国内高科技公司都在逐年提高一线研发人员的待遇。

　　现有的科研经费使用机制，更倾向将经费用于硬件的添置，包括建设实验室、购买科学仪器设备等，这不能说不合理。在我国早期科研能力整体水平较弱，学科尚不健全，很多领域仍处于追赶、模仿和跟随阶段之时，相比科研人员的能力培养需要较长的、系统化过程，短期内硬件水平的提高能较快提升科研水平。但随着我国科研水平向国际看齐，盖大楼、引进先进仪器的边际效用正变得越来越小；与此同时，高素质的人才在创新能力建设上的效益日益凸显，而要吸引、留住人才，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投入来保障相应的收入和待遇。

　　进一步而言，科技创新能力要突破现有瓶颈，从跟随走向引领，少不了前沿性和基础性研究的火车头牵引作用。前不久揭晓的年度诺贝尔科学奖评选结果，又引发了我国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思考。面对这项目前国际公认的体现原始创新的科学奖项，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首先值得思考的或许是，如何让科学家过上稳定、有尊严的生活，在良好的创新环境中潜心于持续的原创探索。经费投入的价值取向，毫无疑问也包括去创造这种环境。

　　没有完美的制度，也许无论如何改变，科研经费使用不端都无法完全杜绝，但如果能让科研人员从经费申请的时间和精力泥淖中拔腿而出，专注于科学本身，这种改变就有价值。